各地还有驿站、用来传递信片和招待来往官员，这其中用的号草也就是驿站喂马的草料，三个应由地方财政拨款向当地民众购买，所需经费则从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然而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却是让老百姓无偿缴纳号草，朝廷并不给钱。这就已是盘剥。更可恨的是，草民们在交草时，还必须向驿站的吏员和差人送银子，而驿站的秤也从来不准。于是百姓们在缴完了皇粮国税以后又被盘剥三次：白交，多交，还要送红包。
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是司法腐败。比方说，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都家财已尽时，才“各打五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比如某地发生盗案，则将被盗人家周围富户全部假定为有窝赃嫌疑，予以拘捕，然后从上到下地收取贿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大明朝的子民在这种“牧羊人”的“放牧”之下，除了不断献出“羊毛”甚至“羊肉”之外，几乎已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小命。
知府和知县俸禄太低而权力过大，只是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必须追踪知府知县盘剥所得的去向。
去向也很简单：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孝敬上司。
首先必须清楚，包括“耗羡”在内的额外收入是只有知府和知县才有的，因为只有知府知县才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牧民之官”。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常规税费之外加收加派。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失衡，即级别最低的知县的收入，竟大幅度地高于府道、抚督和中枢官员了就是京官。这当然绝不可以，事实上知府知县也不敢独吞自肥。他们的这笔额外收入，是要拿出相当部分来孝敬上级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名目，也要有一个规矩。没有名目，便会有行贿嫌疑；没有规矩，则无从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智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实践中产生。它的名字，就叫“官场陋规”。
官场陋规又叫“规礼”，也就是照规矩要送的礼金。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的和常规性的两种。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取暖费和“冰敬”，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上官和上官的太太过生日，要送“节礼”和“寿礼”。礼金的多寡，因地是穷县富县和因职肥缺苦差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
临时性的礼金也有一定之规。比如上级来视察时要送“程仪”即路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其中送给地方朝廷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此外，长官的门房那里要送“门敬”，跟班那里要送“跟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