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官又严刑驱迫.”。这里指出了朝廷推行新的货币政策是加剧自然灾害的重yào
原因，天灾加上人祸使得百姓只能以“壳倍焉”的糠充饥，处于社会底层的乞丐“即糠秕亦不能嗟来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刚刚下了两场雪又开始出现旱情：“麦秋种者旱死之，春种者蜚死之，转湾种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价亦腾，斗至千钱”。
百姓只好食树叶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遥望玉树成林，杨柳槐因叶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东淄川受灾更为严重：“六郡皆患荒，淄独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独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灾中绝望无奈，“人无复望”。
大灾下，治安混乱，盗贼蜂拥，淄川则更为动荡：“六郡皆患饥，淄兼患盗。自冬警盗，邑无宁村，村无宁日”。
家中如果存有满斗的粟，成贯的钱，箱子里有完整的衣服，那么就没人敢闭眼睛睡觉，一旦防备稍稍松懈，就会“白刃加颈矣”。
社会财富急剧减少，又分配不均，导致“盗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为族，纵火烧村舍，杀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对强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独不敢报，亦不敢伤”；敢于反抗的百姓却面对着“盗杀人官不问，人杀盗惧官问”的尴尬处境。出现了“盖为盗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盗犯无死法，人命犯无生法也”的黑自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
这些详尽的记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灾当前，清朝zf亦失去了强制力；清代基层官吏管理无力、昏聩；法制软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对盗贼只能进行“但矢去镞，铳去丸以惊之”之类自欺欺人的反抗，只求盗贼“散焉则已”，小心翼翼地苟全性命于乱世。
但是这种软弱的反抗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混乱导致百姓进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到了“盗日横”，“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当时底层百姓面对着三重灾难：一重天灾，一重人祸，一重盗贼。
六、大饥荒。史书中是这样记录大饥荒的：“四十二年秋，沛县、毫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饥，人相食。”
当时淄川农村“淄至是弥望无青草于是荷担糨子，流离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无奈地离开了故土，有的整个村子都空了：“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
百姓们走投无路，“虽生亦忘情”，此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