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是目前无从判断作为团队领导的他对于国企的态度到底倾向于哪边，所以不好开口罢了。
但他又不可能真的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那样势必只能听到跟自己完全相同的意见。
因此他决定换个思路，把昨晚上从周莉那听来的故事给讲了一遍。
一个县城啤酒厂的事情，相比于江重这种事关重大的企业显然更加贴近生活。
也算是能拉近一些双方的距离。
讲完之后，又在后面加了一句：
“你们只是不负责总结书面结果，但走过看过这么多地方，总不可能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判断都没有吧？”
这话一出，继续保持沉默就已经不合适了。
更何况常浩南前面都已经给他们找好了台阶。
“常总，我们以前确实没去过江重这样的大企业，但是县镇级别的地方小厂，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
范文康委婉地解释了一下二人一开始不表态的原因，然后话锋一转：
“这些低级别的地方企业，在93年以前，生产经营还是以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性指标为主，有些思路活泛的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归根结底，还是在过去那套计划经济和封闭市场体制下运转的。”
“92年7月份转轨之后，企业的经营逻辑发生变化，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直接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常总您也是理工科出身，学历还比我们高得多，肯定知道产业规模化带来的好处，这些分散经营各自为战的小厂，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那些大型企业或者外企。”
说完这些，他稍稍一顿，视线瞄向旁边的林保华。
后者旋即会意，接着继续补充道：
“除了文康同志刚刚说的之外，还有就是这些企业内部规模过于臃肿，您刚刚说觉得那家倒闭的啤酒厂效益很高，其实能在省城看见他们的产品只能说明卖的很好，营收高，但扣掉成本之后的利润还真未必。”
“我们前两年去豫省的一个企业，甚至还不是县镇，是市级集体企业调研的时候，发现全厂职工一千九百百多人，只有七百来人负责直接参与生产，还有二百来人负责处理必要的行政事务，剩下的一千多号人，都是跟生产经营毫无关系的服务岗位，比如企业内部的派出所、机关餐厅、供销社、子弟学校、托儿所、电视台、医院甚至澡堂这些。”
“就拿派出所和医院来说，都是企业内外分别有一个，相隔也就一里地远，但一个只管院里，一个只管街上，完全是重复建设，像是民警还有医生护士这些业务人员还好，重复也就重复了，但多一个部门就要多一套行政班子，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都是毫无必要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