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弼找来宦官宋光嗣、景润澄等人，对他们说道：“王宗俦怂恿我把你们这些宦官都杀掉，以正朝纲。现在，你们大可以放心啦！”宋光嗣、景润澄等人匍匐在地，哭着拜谢王宗弼的活命之恩。
王宗弼虽然没有发动政变，却利用“政变未遂”出卖王宗俦，收获了宦官集团的信任和感激，巩固了自身既得利益。可以说是很卑鄙无耻了。
连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都对身边人说：“我们家即将大祸临头了！”
“主战派”宦官宋光葆提醒王宗衍不要放松警惕，“陛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宋光葆奏请于嘉州沿江造战舰五百，招募水军五千，顺长江东下，水陆齐发，攻打襄、邓，南出江陵，胜则继进，不利则退守沿江据点；再选三万精锐，突袭岐、雍之地，东据河、潼，北结契丹，以重金贿赂之，若契丹出兵则已，如若契丹不出兵，我们也可以据守大散关以保证蜀地无忧。
这份出自宦官的军事计划相当犀利大胆，核心思想是以攻代守。虽然最终战略目标仍是迎合王宗衍的割据蜀地，但他的手段却是用主动进攻代替被动防御。
如今唐蜀互派使节，签订了唐蜀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宋光葆的这份军事计划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万一“友邦惊诧”，我们颜面何存？王宗衍断然拒绝了宋光葆的奏请。
听信后唐的花言巧语，相信了和平的谎言，战略上的严重误判，这是导致前蜀在面对后唐的“闪击战”时出现了一溃千里、望风披靡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前蜀的指挥中枢处于瘫痪状态，因为战争爆发时，王宗衍正在距离成都千里之外的秦州度假。
后唐编造和平的谎言，多半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当时的后唐正面临着契丹的入侵。前文有云，契丹的主攻目标是渤海国，而对后唐实行大面积骚扰游击，以牵制后唐军队；后唐因此疲于奔命，也就无力伐蜀。
而前蜀却只看到了表现现象，认为后唐已经无力抵抗契丹的入侵。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后唐绝对不可能打前蜀的主意，在契丹的威胁下，他们是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所以也就相信了后唐谋求睦邻友好的诚意。
不懂政治真的很可怕。
我们之前已经分别站在后唐和前蜀的角度上来审视这场战争爆发前的环境，现在，我们将使用同一条时间轴，穿插讲述双方在战争中的表现，这种对比是十分震撼的。
同光二年（924），从4月开始，双方使节往来，互致问候，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表达了愿意和平共处的美好祝愿。
王宗俦劝杀李严不成，劝王宗弼政变不成，悲愤而死；王宗衍撤销了大量防备后唐的边防军，向后唐表示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