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26岁的唐懿宗和16岁的世隆纷纷走上了最高领导人的岗位。
依照惯例，大唐派出告哀使者，向南诏送达宣宗皇帝驾崩的噩耗。而这一事件就成了南诏与大唐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
新继任的南诏国主世隆列举了两条大唐无礼的罪状：
一，你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啊！让我们去吊祭，你们怎么不给我吊唁？
二，你们这封诏书是下给先王的，不是给我的。瞧，抬头写的是“亲爱的劝丰祐”，不是“亲爱的世隆”。对不起，这个包裹我不敢代收，拒签。你们找本人签收吧。
按照惯例，南诏国主去世后，作为宗主国，大唐都会派高级官员充当吊祭使，而且长安方面还会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不过世隆的这个借口找的实在勉强。南诏没有告哀，大唐根本就不知道劝丰祐已死，怎会吊祭？也就更不可能给新国王册命了。
也许南诏派出了告哀使者，两位先王死得太巧，路途遥远沟通不畅，存在时间差。
总之，世隆顺水推舟，利用了这个时间差造成的误会。既然没有得到上国的册命，那正好自绝于中国。于是，世隆改国号为“大礼国”，改元“建极”，自称“皇帝”，拒绝承认与大唐的宗藩关系。
同时，南诏出兵攻陷播州。边境冲突升级，大唐南部边陲形势急剧恶化。
这就是唐懿宗新登基时面临的“外患”。
不久之后，浙东裘甫之乱平息，安南都护府也奏报收复播州。群臣入朝称贺，唐懿宗改元大赦，如前文所述。
唐懿宗显然低估了这次边境冲突的性质，更低估了这个16岁南诏少年国主的野心。
大唐对南部边陲的控制力是存在严重漏洞的。
这里天高皇帝远，其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疆大吏们的个人能力。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王式的韬略和品行。
比如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就通过吃空饷，一举吃掉了广州、桂州、容州三道的驻邕防戍兵。使得南诏轻松攻下邕州。
之前，大唐在安南有六千常驻军。而前任安南都护李琢，将其全部遣散，把防戍工作外包给了一个当地酋长李由独，为朝廷省下了六千驻军的军费，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南诏则通过联姻和封官许愿，成功策反了李由独，于是李由独率部倒戈。
李琢任上还公然违反中央“羁縻怀柔”的民族政策，欺压当地少数民族。在边关贸易上强买强卖，以一斗盐换人家一头牛。激化民族矛盾，成为安南地区快速陷落的又一个内因。
地区矛盾激化，国防空虚，唯一可以倚靠的外籍佣兵又成建制倒戈，大唐在“安南战争”爆发初期陷入到极度被动的局面，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