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
在将万历比为桀、纣、幽王、厉王、桓帝、灵帝、徽宗等历史著名昏君后，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说道：“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这骂得可够狠？说是狗血淋头也不为过了吧？可是朱翊钧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全方位攻击，万历对此的态度居然只是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会。
对此，《明史·田大益传》是这么记载的：“上章者虽千万言，(万历)大率屏置勿阅。”——任你骂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当没看见。
朱翊钧这样的反应只是因为脾气好吗？显然不是，他要是脾气好，当年张居正怎么差点被挖坟鞭尸的？
原历史上万历对待言官的集体激烈抨击乃至谩骂，皆采以留中不发、不予理会的方式冷处理，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皇权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谓“君权空前绝后的膨胀”。
而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万历等怠政之君主权力，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
然而在后世很多人那里，每每论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论者便要提出所谓“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蝉，不敢奏对忤旨，甚至只懂阿谀奉承……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权独c的空前膨胀”云云的陈腔滥调。
这类论点看似合理，但若细究历史，则发现所谓“廷杖令士风颓靡”一说，只是想当然的推论结果，并不符合史实，也并不成立。
事实上，当时许多言官沽名钓誉，以廷杖作为获得声望乃至升迁的手段。正如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许国也曾愤慨地指出：“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
可见，所谓“廷杖之下，士风颓靡，只懂阿谀奉承”之论调，恐怕与明士风之实况所不符。以廷杖之说而论明代君权之空前膨胀，其实难以成立。
那么大明朝的君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既主导行政之决策权，所以大明的君主看似独c，而由于言路之开放，导致君主又处处受制，只能以表面宽大的“留中不发”手法处理。
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君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