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子孙后世，从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说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发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首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书之前，太祖于洪武四年在奉天门公开宣布有关外交的看法，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
首先，他为王朝确定的对外政策是“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然而，对外政策的基调又是和平的：“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明确说明了兴兵征讨的标准，是“为患于中国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说明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认为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更会因劳民导致祸乱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则鲜明地表示出对于出征扩张行为的鄙视。
最后，太祖将对象一分为二，又一次提到对海外国家“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基本方针。
但在宣布对外政策的重要抉择以后，他同时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