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面议朝政，故皇帝对各官都有初步之了解。
另外，四品以上已属体尊之官，为显示对高官的尊重，亦不可使其与五品以下之中低级官员同堂受审。而翰林院众学士本身即为“清华之选”，且“官为学士，职在论思”，不必过多参与政务的处理；此外，学士与皇帝过从甚密，其行能如何必然为皇帝所知晓，故亦不需被吏部与都察院考察。
当然，实际上四品以上官和翰林学士的自陈，并非从来皆然，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方为定制的。
有关官员于京察中的自陈，在成化四年之前都没有相关之记载。成化四年方才有“两京大臣许令自陈休致”的记载，然此并非自陈之定制，只是在言官的建议下才间或行之，而且对所谓之“大臣”为何，也没有明示。
“弘治十年二月，吏部以考察京官，请会同都察院如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上从之。又以御史郑惟恒等奏，欲兼考大臣，请通行两京四品以上官，令自陈。上曰：两京堂上官不必自陈”。
可见直至弘治十年之时，大臣仍游离于京察之外，自陈仍不是京察的固定程式，即使言官奏请，皇帝亦不予采纳。到了正德四年时，才于行京察之诏书中有明确之规定：“堂上官四品以上令自陈”。自此，四品以上官员于京察中进行自陈方为定制。
与四品以上官由不自陈到遵例自陈不同，翰林院学士则经过了一个由被察之官转为自陈之官的过程。早在成化四年京察之时，时任掌翰林院学士柯潜便以本院属官“无事绩文案可考”为由，要求仅将本院属官公同内阁考察，并获得宪宗批准，然此年考察，翰林院属官无一降黜。
成化十三年也依成化四年之旧例。但或是因为翰林院会同内阁主持的京察效果不甚明显，弘治元年吏部开始参与对翰林院官员的考察。然此举却引起了翰林院学士的异议，弘治十年京察之时，掌翰林院学士杨守阯向孝宗上疏：
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听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遐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与考察，则学士亦不应与。臣等职讲读撰述，称否在圣鉴，有不待考察者。
孝宗觉得他所言不虚，于是从谏如流，采纳了杨守阯的建议，故自此之后，“凡官至学士者，遇考察皆自陈”。《明史》亦称：“学士不与考察，自守耻(阯)始”。
既然高官们今年都抢先自陈，那么就按照剩余的规矩，即“例先内阁，次各衙门二品堂上官，次三品、次四品”的顺序，先由内阁诸位阁老上疏，套路都是一样的：自陈不职。皇帝的批复也很套路化，全部“温言慰勉，不允辞”。
等到“各衙门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