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其实对于这一则故事，高务实是有个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
高务实一直认为，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和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的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帝还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若一言以蔽之，可谓“心学即歪理邪说”。
然而奇怪的是，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依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历史上的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已死，一些心学门徒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使王阳明从祀孔庙。
高务实的观点是，王阳明也许是够资格入孔庙的，但当时的心学却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心学，不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了。
因为当时心学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首辅申时行，其坚持的做法实在谈不上“致良知”。
实际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难定义的一个词，“性善论”和“性恶论”还争了几千年呢，也没争出个绝对胜负来，“何为良知”又哪有那么简单？
问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杀人是对是错？杀侵略者是对是错？
可见良知有时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压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只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论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心学大佬们当然都是成年人，但他们又必须打着“致良知”的幌子，这就麻烦了。于是就产生了徐阶、申时行这样的人物。谈论学问的时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时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终于沦为了致私欲。
徐阶和申时行的“致私欲”，表现为中庸坚忍，只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论，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和稀泥就好，讲究的是和稀泥的本事，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张居正夹在他们中间，虽然出身心学，却受高拱影响很大，于是走上了另一条路子：为国理政的时候偏向于实学，为己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