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库殷实，便将原定的赏赐又翻了一倍。
隆庆登基，徐阶打算按照嘉靖登基时的标准去办，高拱立刻表示反对，道：“现在的国库空乏，承受不起这项消耗。不如按照正统时的标准行事，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半的钱，只要花二百万就够了。”
而徐阶直接拒绝了高拱的建议。因为徐阶知道，对于下面的人，赏赐总是多多益善的，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减少赏赐，都会得罪人。以徐阶的精明，当然不会做这种有害于己的傻事，毕竟赏赐花的钱又不用他徐阁老出。结果高拱力争而不果，最终，赏赐沿袭嘉靖登基的标准发出，而户部则为此困苦不支。
又譬如有一次廷议，众言官为了该不该拟去一个大臣的问题争执不下，双方吵得就差上演全武行。徐阶一看这局面不好把控，又不愿意开罪言官的任何一方，就打算把问题推给皇帝，让皇帝决定该大臣的去留。
高拱当场质疑徐阶不负责任的行为，发出异议：“不能开这个‘恭请圣裁’的先例。在先朝遇事不决请上裁，是因为先帝经久执政，通达国体；而今上即位这才几天，怎么可能知道群臣谁贤谁不肖？让皇上自己裁定，皇上却该如何判断？恐怕只能询问身边的人。长此以往，天下大事就可能会被宵小劫持了。”
徐阶立刻黑了脸，认为高拱纯粹无理取闹，凡事非要与自己对着干才高兴。在言官们的支持下，徐阶再一次胜利，最终还是请了“上裁”。而高拱和徐阶的矛盾，也更加地公开化，朝廷上下无人不晓。由于徐阶的威望和影响力，再加上他不得罪人，而高拱则一门心思维护自己皇帝学生的，因此舆论都倾向于指责高拱擅权，破坏内阁秩序。
像这样的矛盾在高拱当初第一次入阁的近一年时间里，在徐、高二人之间几乎不间断地上演。只是由于新朝初始的不稳定状态，使得这些事情所牵动的气氛愈发微妙。时人黄景昉有评论说：“高拱任怨，徐阶专任恩，二者的倾轧皆由此而起。”该评价可谓中肯。
徐阶的圆滑与高拱的直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且都是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二人对国事的用心程度，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徐阶兼顾各方利益，尤其小心谨慎，首要目的是明哲保身，在圆滑处理事件的基础上始终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高拱则往往就事论事，心无旁骛，为此甚至不在乎与任何人结怨。
说到底，徐阶在乎的是官位名利，高拱在乎的是天下大业。
后来因为京察，连带着爆发了胡应嘉案，一番龙争虎斗之后，“满朝倒拱”，高拱狼狈下野，而徐阶最终也失去圣心，致仕归乡。
而高拱此番起复，首先就推翻了“恤录先朝建言诸臣”。当初徐阶在草拟的《嘉靖遗诏》中，对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间因敢于直言而被革职、充军、下狱和论死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