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利用中国复兴会的平台，笼络了严复、容闳、李提摩太等维新人士，还利用《华报》推动维新变法的社会舆论，鼓吹一些强国富民的举措，李鸿章是积极支持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此时对维新变法也没什么概念，更谈不上敌意，他们觉得维新变法跟自强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不会危及大清的江山，对李鸿章和李经述也放心多了。
社会上有些人了解到李经述对维新变法有兴趣，不少名流登门拜访。那日，李经述在天津府邸休息，詹天佑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访。那青年人穿一身灰色长袍，身材中等，走起路来习惯低着头，但两眼放出异于常人的光芒，看起来像是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青年人，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康有为与詹天佑都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地地道道的老乡。康有为此时还只是一位举人，他想上书光绪皇帝求维新变法，但苦于没有上书的门路。那天在京城，詹天佑请康有为吃饭，康有为了解到李经述思想开放，也主张变法维新，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亲生儿子，便兴冲冲拉着詹天佑的手要他引荐拜访。
詹天佑对康有为这个人，有所了解。知道他为了推销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四处求见当朝的达官显贵。詹天佑觉得康有为太过于功利，变法的主张也太偏激，本想拒绝，但康有为拉着詹天佑的手不妨，詹天佑没挨过老乡的情面，最终还是答应他帮忙穿针引线。
康有为这人，确实很热衷名利，但他的科举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霉运，扑腾多年：考秀才，三战皆败北；考举人，六试不捷。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不过科举名落孙山，对有些人来说，会坏事变好事，比如洪秀全，比如袁世凯，康有为也不例外。
康有为科举不中，便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当时，广东有一位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康有为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屡次上书，言词激烈，虽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广州，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他为师。当时，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康有为只是一个监生，举人拜监生为师，这又让康有为轰动了一把。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建了一个“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春秋大梦。
康有为的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康有为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还给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