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员坐镇，手持临机处置之权，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范纯粹则是反方，他的理由是如果有地方大员总领三司，有便宜行事之权，很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两人话虽然说得光面堂皇，但在座的众人都听懂话语里的另一层意思。
张叔夜顾忌的是新政开始进入“深水区”，可能在地方上引发的危机。
新政以前的诸多举措，一是拼命做大面饼，大家都有的分，且分得更多；二是严厉打击征收赋税的诸多劣行，杜绝百姓缴纳十分税，朝廷只收到四分，贪官污吏和相关人员分掉六分的情况。
种种举措，都在尽可能地避免侵犯文官、世家等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在做大面饼的情况，使得他们分到的那一份比以前更多些。
正是因为这些举措，使得元符三年以的新政虽有波澜，但是没有大的波折。在稳定的环境下，大宋国力才得以迅速增强，进而可以支撑起灭夏、平辽和收大理的诸多战事。
现在，力推新政的大臣们都知道，确实已经到了更进一步的时候了。
首先官家挟三大功之威，天下没有哪一股势力敢拂其锋芒。其次西夏、北辽已灭，大宋没有外患之忧，内部就算出些乱子，也不用担心内外勾结。
所以从天启十一年，蔡卞带着新一任内阁上任以来，新政开始向改变面饼分配方式进行了。虽然前期只是温吞水，徐徐图之，但相关利益集团都不是傻子，早晚都会察觉到，新政的手开始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让他们少分钱，就等于从他们口袋里掏钱。
废除职田，就是非常关键又带有试探性的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非常有可能出现大的乱子——上次新政延续王荆公的校舍新法等科举变法，让文人士子、世家子弟们做官之路变得更难一些，就出现以佛门信徒为代表的民乱。现在直接呛到他们的肺管子，怎么可能不会有异动？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必须有一位中枢派遣的大员，总领郡事。一旦出现意外，能够当机立断，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把因此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身为反方代表的范纯粹，当然能看到这点。但是身为温和保守派的领袖，他还在坚持真宗先帝开始的祖宗之法——异论相搅。
此前的异论相搅，是大臣士大夫们在朝堂上各持不同的政见，从而互相制约，维护着皇权的威严。但是造成的结果是朝堂上党争激烈，中枢政令难以得到彻底地执行——大家都忙着党同伐异去了，哪里还顾得上理政抚民？
官家即位以来，基本上摒弃了“异论相搅”，通过各种手段，对官吏进行大改造，“统一思想、团结一心”。进而使得天启年间的官府执行效率，远超历代先帝。
但是君意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