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父母一样，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认可的，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实践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基因。
徐明当然也认为，年轻的一代人没有理由否认这个传统，作为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传统。他们否定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否定的不是生命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而是为了生育而生育的农耕时代的家庭模式。
徐明在学习婚姻法律的同时，还通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展现了人类历史分期、各个阶段涉及的家庭组织和制度，为政治科学贡献了新的政治起点、视角和逻辑。
徐明在大学期间就喜欢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喜欢探究与当代一些热点相关的社会问题。在跟着东方思义从事家事审判工作之后，他便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关注起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
作为高级生命的人类，也是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的规律的。人的生命周期现象，让我们没有能力在刚生下来时就可以养活自己，也没有能力在年老体衰之后，还能继续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维持生命的正常的需要。
当人类从个体、氏族、部落进化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继而进化到封建社会之后，人类通过代际转移来实现生命周期延续的基本模式，就是通过家庭、宗亲，以及后来发展的各种社会组织来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的。
这种保障的主要模式，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的。在数千年的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生育后代除了为家族传宗接代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以此来培养新的劳动力，这是生产发展和生活保障的必然需要。
现代国家已逐步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多以往只能由家庭和氏族来实现的功能，已由国家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如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制度的建立，便是最基本的一种。过去，中国人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模式，已逐步由社会制度来实现。生育后代的目的，已由过去的低级需求发展为更高级的精神需求。
这种变化为现代人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使婚姻家庭的功能更加趋向于精神方面的追求，使婚姻家庭的组织形式更多的是基于人性的需要和爱的需要。
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已基本摆脱了以解决温饱为基本物质需求的生活方式的束缚，成为了思想解放的新生一代。他们有条件开始接受各种新的思潮的影响，有条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人生的追求和目标，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必然的文明进程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