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比不过颍川的政治人才。
原因其一，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
“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
“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
“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其中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其二，自东汉伊始，颍川郡旁的汝南郡内，原有的西楚士风开始渐渐转变，演变成为放荡不羁、敢于犯上的士人风气，之后，这种风气向着紧邻的颍川郡靠拢，导致颍川郡其地的政治风气，在原有法家学术的激进勇敢风气上变得更加激进犯上，以至于颍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便是东汉一直绕不开的党人势力了，可以说，如今汉朝的党人势力，最初的发起点便是颍川郡。
而颍川郡也正是因为党人势力的存在，在整个东汉，甚至于汉末三国，都确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一面，以至于魏晋时期，颍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个天下都有不可比拟的名望和势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颍川名士互为交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的情况，特为紧密，为其他郡县所不能比。
可以说凡郡内望族，互相之间皆有姻亲，当年党人堆积朝堂时，颍川士人的官吏甚多，这也是党锢开启，颍川士族损害最多，最为痛恨汉室的原因，根本原因便是其家族子弟多有被禁者，此生不能为官，可以相见，此番黄巾大乱，党锢解除，对于颍川士族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其四，东汉自顺帝开始，宦官获权，皇权政治无法正常运转，且少数民族与内部起义不断，险恶的政治形势让士人不再专心学术，转而投身政治事业。
用后世的一句话来讲，任何东西一旦扯到了政治，那就会变了味，东汉的颍川郡便是如此，他们真正掌握朝堂权利，特别是党人领袖便为李膺后，结党营私的行为便普遍发生。
当然，对于这些世族而言，普通的贪污受贿明显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那一家不都是大族富户，他们真正的索求的，却是皇权一直在保护的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有内朝和外朝之争。
其五，自顺帝以后，士人群体奔走呼号，
“激扬名